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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狀病毒

疫情讓“一帶一路”進入“重點項目維持”階段

丁學良:在歷經高速擴張、我稱為“九九歸一”的第一階段后,“一帶一路”在去年春夏開始局部收縮調整,而疫情又將它迅速推入第三階段。

【編者按】社會學家丁學良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,曾就職于哈佛大學、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。他長期關注中國“一帶一路”執行狀況。近日他接受FT中文網采訪,對疫情如何影響這一戰略的實施分享了他的研判。以下為整理后的采訪實錄。

FT中文網:您一直跟蹤“一帶一路”戰略的實施。疫情對它產生了什么影響?

丁學良:我認為新冠疫情讓“一帶一路”進入了它的第三個階段。

從2013年中國官方正式提出“一帶一路”概念,到2019年夏天以前,我認為是這個戰略實施的第一階段。這一階段的特點,我把它叫作 “九九歸一”。從去年夏天開始,“一帶一路”進入了第二個階段,我認為對這個階段的準確描述是“局部收縮調整”。第二階段本來預計會長達五六年,但新冠疫情的發生,把“一帶一路”迅速推進了第三階段,我對它的描述是“重點項目維持”。

FT中文網:您為何將前六年稱為第一階段,并稱其為“九九歸一”?

丁學良:在2013年至去年夏天,“一帶一路”第一階段里,我們看見了非常典型的、只要最高層提出口號出臺政策、各種項目就會一哄而上的熟悉情景。不管是新項目,還是此前已經開展的項目,所有能掛上鉤的,被統統放進了“一帶一路”這個籮筐里,所以我稱之為“九九歸一”。

我因為從90年代后期起就參與了中國在東南亞地區一些基建項目的田野調查,所以有不少親身的觀察和體驗。那時很多項目就已經有了初步想法,或者已經開始了調研。比如說,當時就提出要打通從昆明到曼谷的公路,當中有幾段質量比較差的公路還要提高等級,為此我們去找過亞洲開發銀行。再比如,當時還提出要把云南和廣西的鐵路連接起來,提速,一直通到新加坡,方便中國西南地區的出口。還有更加寬泛的“中泰經濟走廊”項目,等等。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,很多事情其實早就開始做了,但“一帶一路”開始后,也都往這個籮筐里裝。

我在90年代做田野考察時就發現,基建項目的最大困難,往往是成本太高,從商業操作來講,不知何時能拿到收益;到境外去做的話,還有很多不可控風險,包括政治的甚至軍事的風險,那就連成本都算不清楚了。

這就是為什么會出現“九九歸一”的情況,因為只要能進到這個籮筐里的項目,就能得到很多政策性的扶植,具體來說就是能拿到政府資助,這對一個產業部門——比如鐵路部門,或者對一個省或一個地區,是最重要的驅動力。所以我們看到,從2013年到2019年上半年,不管是交通項目、能源項目、建工業園、租地種糧食,還是從外面買重要的經濟資源比如木材,等等,全都裝進了這個大籮筐里。

這里出現了一個非常具有“中國特色”的情況,那就是迄今投資于這些項目的資金,基本上都來自國有政策銀行,都是國有資本,基本上找不到純粹商業的、來自民營機構或跨國機構的投資。也就是說,這些項目算的是政治的賬,而不是市場的賬。中國能這么做,是因為中國的大型金融機構都是國有的。

這在境外投資歷史上,幾乎找不到先例,除了蘇聯陣營——但這一陣營在蘇聯時代對外投資的規模要比中國現在小得多。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做過這類研究。從工業革命以來的境外投資,大概有過三波:第一波來自英法美這類老牌資本主義國家;第二波來自大幅提高了經濟體量和技術水平之后的日本;第三波來自亞洲“四小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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